看点如何让孩子远离校园欺凌？为了全方位剖析欺凌现象，做到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，英国教育心理学家格雷厄姆·拉姆斯登提出了新的视角——走进校霸的内心世界，去分析欺凌的成因与应对之策。哪怕作为旁观者，也可以付诸行动，为构建反欺凌的环境做出贡献。
文丨Luna 编丨Amanda
校园欺凌，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主动涉及的话题。但是，不断被报道的相关事件，又警醒着每个家长，欺凌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
6月中旬，童星邵一卜的妈妈发布微博，认为长期的校园欺凌导致女儿跳楼受伤。目前，闵行区教育局已经回应，成立工作组。
4月，安徽省阜阳市当地微信群流传“学生被多名同学煽打”的视频。经教育、公安等相关部门调查核实，情况属实，相关人员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罚。
2月，贵州镇宁县，三名女生在酒店内殴打另一个女孩。事后，接到报警后，派出所民警立即联系报案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。
同样的校园欺凌还在各地悄悄上演，一旦曝光，没有人不为受害者痛心，大家也同样会强烈谴责欺凌者的恶行。
这是我们的正义感使然，不过，英国教育心理学家格雷厄姆·拉姆斯登提出了看待校园欺凌的另一个视角——也就是欺凌者的内心。
格雷厄姆·拉姆斯登是英国卫生保健专业委员会注册执业心理学家，也是教育心理学博士。
他做过11年小学教师，18年教育心理咨询工作，近30年和青少年以及父母打交道的工作经验。在《欺负别的孩子时，他们在想什么》一书中，他提出以欺凌者的视角去看待欺凌行为是如何产生的。
这并不是要为欺凌者开脱，或是减轻他们的罪责，而是希望能够从他们的成长史中找到避免更多欺凌的方法。了解怎样的环境造就了这些欺凌者，可能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，或减少欺凌行为，甚至改变他们。
不是每个欺凌者都是天生的
关于欺凌，有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，很多旨在减少欺凌的手段都收效甚微。
以格雷厄姆所在的英国来说，尽管英国政府已经花费了巨量的金钱，进行了无数次倡议宣传，但是从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收集到的数据来看，社会各层面的欺凌行为和20世纪70年代没有什么差别。
好像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会有欺凌。难道，攻击别人是人的天性吗？
并非如此。
20世纪60年代，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·班杜拉开展了著名的“波波玩偶实验”。波波玩偶是个和孩子差不多大小的气球玩偶，最上面画着一张脸，底部加了配重，可以像不倒翁一样被击打而不摔倒。
波波玩偶实验
第1组孩子目睹了一个成年人在游戏室对波波玩偶拳打脚踢，第2组孩子看到一个成年人在开心地玩各种玩具，第3组孩子作为对照组，什么都没看到。
接着，3组孩子被带到另一间游戏室。可是他们被告知，这些重要的玩具是给别的孩子准备的，他们不可以碰。
然后，3组孩子又被带到放有波波玩偶的玩具室。不出意料地，第1组孩子更喜欢攻击玩偶，来发泄自己不被允许玩那些玩具的不快。
虽然，如今看来“波波玩偶实验”有很多不完善和不合理的设置，但它还是表明了，孩子在学习如何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，可以很容易地学会暴力地对别人。
其实，欺凌也是孩子社交方式的一种，体现了他们如何和他人交往。
试想一下，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目睹家人常常用拳头来解决问题，等到他自己遇到各种困扰的时候，想的可能就不是怎么沟通，而是怎么挥舞自己的拳头了。
“如果暴力能够解决大人们的问题，那应该对我也有用吧？”
没有安全感，
是欺凌者产生的条件之一
对于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来说，学校往往会变成一个让人恐惧的地方。那在欺凌者眼中，学校就是一个自己做主的乐园了吧？
格雷厄姆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。相反，缺乏安全感是很多孩子成为欺凌者的原因。
01
欺凌者对潜在的危险更敏感
格雷厄姆在调查中发现，有欺负过别人的孩子，对潜在的冲突、攻击和威胁更加敏感。
在利兹的一所中学，他让121名初一学生对几张图片进行描述，然后又收集了孩子们是否有欺凌别人，或者被欺凌的经历。
整合两次结果后发现，和没有任何欺凌经历的孩子相比，欺负过别人的孩子倾向于为自己的描述加上更多威胁性和攻击元素。
无欺凌经历者：“一个人在晒日光浴，另一个人要去吃冰激凌。
欺负过他人者：“一个人刺伤了另一个人。”
看起来，欺负过他人的孩子对周围环境的感知都产生了扭曲，格雷厄姆认为，他们对于潜在的危险有“感知放大”的倾向。一些承认自己欺负过别人的孩子也说，自己是为了感觉更安全，才欺负别人的。
02
亲子关系影响孩子的安全感
那么，这份安全感是从哪里开始丢失的呢？
让人吃惊的是，建立安全感最早可以追溯到婴幼儿时期。
这个时期，孩子的安全感来自父母能否满足自己的需求。从这个过程中，孩子们就已经在学习如何和世界打交道了。
如果宝宝一哭闹，立刻就能获得食物、拥抱，或者是安全舒适感，那他们就会渐渐明白，哭闹可以带来积极的体验。
如果哭闹并不总能满足需求，那宝宝就会迷茫。只有等到他们发展出更高级的思维能力，比如两三岁时，才会明白，晚上睡觉前大哭大闹不会像白天哭闹那样有用。
如果宝宝的哭闹每次都被忽视，他们也很快就会明白，这没有用。他们会觉得，即使自己痛了、冷了、饿了，这个世界也不会管他。
依恋理论研究者约翰·鲍尔比曾研究了青少年矫正中心的44名孩子，他们当时因为偷窃而被还押后审。
鲍尔比发现，其中超过一半的孩子在婴儿时期曾与母亲分居长达6个月，甚 至更久；近三分之一的孩子无法像他人展示任何关爱或者共情。鲍尔比认为，他们身上的侵害性和缺乏同理心正是早期缺乏母亲关注的结果。
虽然和父母的依恋关系仅是欺凌者产生的原因之一，但其中的关联性仍然不容忽视。一些人就是很难相信别人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。
如果父母在养育过程中，缺乏一以贯之的原则，经常朝令夕改，就会导致孩子缺乏安全感。
如果父母有暴力倾向或者过于严苛，那么孩子对潜在的危险就会充满恐惧，没有信心保护自己；相反，如果父母过于软弱，没能让孩子拥有安全感，那么孩子可能就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，比如在校园里欺负别人。
03
“不安全”的校园刺激着欺凌者
在校园里，还存在一种连锁反应。任何一种微小的行为，都可以像涟漪一般向外扩散，欺凌也是如此。
一些学生因为感觉到不安全而欺负他人，这种攻击性行为会影响在场的人，不安全感层层扩散，最后波及整个年级，整个学校，甚至整个社区。这样，大家就都知道这是一所存在校园欺凌的不安全的学校。
一方面，这使得欺凌成为校园文化之一，即使不受欢迎，却被潜意识地允许在这所学校发生。另一方面，和其他人一样，欺凌者也会因为这种“不安全”的传言而感到越发不安和脆弱，从而强化他们欺凌他人的内在需求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。
所以，这种情况下，仅仅通过开除、留级来惩罚欺凌者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对他们而言，学校不安全的环境没有改变，他们仍然逃不开用欺凌来保护自己的行为模式。
获得社交地位，
是欺凌行为的另一个原因
就像前面说的，欺凌是欺凌者的社交手段，所以，社交目的也是他们诉诸种种暴力的缘由。而维持自己的社交地位，往往也是欺凌者保持安全感的一种手段。
在这部分，格雷厄姆提到了社会支配理论。其中有一条说道，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有着一贯的顺从性，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但因为这个原因，强势群体的行为会得到更强有力的支持。
这也是理解一个孩子选择欺凌他人的一个方向。他们用欺凌的手段让自己处于强势地位，同时，强势地位又“支持”了他们的欺凌行为。
对于身处校园的孩子，其实他们很清楚自己处于什么地位。
格雷厄姆举了个简单的例子，让孩子们从高到矮排成一排，他们很快就能排好。
而心理学家给孩子们的许多问卷，也都是自我评估性质的，“自己是否合群”“是否受欢迎”“行为是否得体”，这些都能反应孩子们对自我地位的判断。
01
欺凌是确立地位的手段
即便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，拥有一定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。格雷厄姆小时候和姐姐的一段经历，就让人对此能有切身感受：
当时，为了给奶奶腾出房间，格雷厄姆被安排到姐姐的房间睡。两个姐姐睡上下铺，他睡一张单人小床。
周一，睡上铺的卡罗尔姐姐说：“格雷厄姆，既然你来这里睡，我们就轮流关灯吧，今晚你去关，明天换我来。”
周二，卡罗尔又让格雷厄姆去关灯，面对弟弟的反驳，她说：“因为你昨晚关灯了，所以今晚还是你。明天再换我吧。”
周三，面对弟弟的再次反驳，卡罗尔面不改色地回答：“如果你昨晚关灯了，那你今晚还得关灯，这是规矩，明天我来关。”
结果，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，格雷厄姆都是那个关灯的人。他用这种可怜巴巴的方式，拥有了这个房间的一个地位，而卡罗尔姐姐无疑是这个房间的“独裁统治者”。
放到很多经常欺负人的孩子身上说，攻击性行为给了他们一种强烈的存在感，在中学校园尤其如此。
因为从小学步入初中，孩子们不仅要面对新的校园、新的同学、新的行为要求、新的期望，还要重新建立一套社交制度。
对于那些在小学就处于或者接近社交上层的孩子来说，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非常重要。所以，那些在原来的学校就喜欢欺负人的孩子，很可能会再次成为欺凌者。
02
盲从者是恶霸的帮凶
“沉默也是助长作恶”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。格雷厄姆则在这个观点上又更近了一步，指出了“从众”和“转移责任”两种心理。
有一次，格雷厄姆被一位校长请去调查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。在五年级，玛丽和一名同学起了矛盾，那位同学就煽动其他人一起孤立玛丽。每当玛丽想跟某个同学说话，小伙伴就会摆摆手，不理她。这让玛丽感到非常焦虑。
为了解决这件事，格雷厄姆和同事先单独和其他女孩聊这件事，然后再召集大家一起谈。
听说玛丽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，很多女孩都感到非常震惊。她们纷纷表示，自己对玛丽没有恶意，只是附和，是害怕自己被孤立才这么做的。大家都把错误推到了煽动者身上。
英国魔术师达伦·布朗还做过这样一个社会实验——观众将决定秘密拍摄目标亚瑟在某晚的各种经历。
结果在一次次选择中，亚瑟的经历越来越出格，从跟人打架，到被捕，再到最后被超速行驶的汽车撞飞。
看到最后亚瑟生死未卜，观众们都沉默了。这时，达伦·布朗才解释，现场观众才是这次实验的对象。每个人都做出了违反社会道义的选择，但是大家在心里都轻松地把责任推给了别人，这就是转移责任。
所以，欺凌现象一直存在，这种盲目从众和转移责任的心态也难辞其咎。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遵从多数人的观点，即便这种观点未必是自己认同的。
成为大多数中的一员是一种安全的策略，而不是做那个冒头的欺凌者，或是那个可怜的被害者，这也让人觉得自己不必为侵害行为负责，即便他们清楚这是在助长欺凌。
03
优秀者也会成为欺凌者
在不少人的认知里，只有成绩差，心态自卑的孩子才会欺负人。但事实不尽然。
在书中，格雷厄姆提到，在新闻中有时会看到顶级运动员参与暴力事件，或者挑衅他人。在网络上，也不难查到运动员家暴事件，比如拳王梅威瑟曾因对女友家暴入狱90天。
还有报纸报道，有人在预订酒店时命令经理告诉所有员工不要看他，也不要和他说话。他觉得只有少数大人物才配和他接触。“这是典型的觉得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耍威风还不够的人。”格雷厄姆评价。
同样的，在校园里也有极个别的孩子，即便已经相貌好、智商高、运动能力强，但还是觉得有必要欺负别人。
因为对这些“优秀者”来说，欺凌是为了确保自己比别人更优越。他们似乎认为，擅长做某件事就有权利无视社交礼仪，似乎欺负他人是成功带来的额外权益。
所以，当欺凌成为一种确立地位的手段，那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。这甚至无关受害者的情况，无论受害者有怎样的成绩、相貌、兴趣、家庭状况，欺凌者总能找到理由。因为他们只是想通过欺凌来确立自己在小团体中的地位。
“不用拳头就可以解决问题”
应该成为孩子们的共识
就像格雷厄姆多次在书中强调的，我们全方位地去了解欺凌者的内心，去回顾他们的成长经历，绝不是为他们校园欺凌的行为找借口。欺凌行为对受害者有毁灭性的影响，焦虑、抑郁，甚至自杀，这些后果都曾见诸报端。
但是，了解他们如何成为欺凌者，有助于我们找到更多方法，去减少欺凌，甚至改变欺凌者本身。对于如何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，格雷厄姆也从学校、学生、家长三个角度做了详细的阐述。
在很多时候，我们或许只是旁观者。但是沉默的大多数，既可以成为助长作恶的一方，也可以成为支持受害者的一方。所以，外滩君选取了几个日常就可以付诸行动的办法，即便只是旁观者，也可以为减少欺凌做出改变。
01
更关注孩子的感受
很多调查都表明，对于什么是欺凌、什么是不愉快的社交行为，8~13岁的孩子与成年人在理解上存在着明显的感知差异。
很多时候，孩子觉得自己受了欺负，和老师和家长诉说的时候，却只得到这样的反应：“打打闹闹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“她肯定不是故意的啦！”
成年人社会经历更多，对欺凌的看法更复杂，但如果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结论，而不重视孩子的感受，那孩子只会得到失望和挫败。
要知道，有时，欺凌只要几秒钟就会发生，甚至就发生在成年人眼皮子底下：一个极尽侮辱的词、一句含糊的威胁，给对方一拳或者踢一脚。
特别是有时候，被欺负的孩子对事件的看法可能和目击者不同，甚至更严重的时候，被欺负的孩子可能会对一些含蓄的批评或者玩笑变得很敏感，觉得是在指责自己。
所以，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感受非常重要，这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，值得成年人为他们投入时间。
在尝试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成年人也不要想着一股脑地给出一整套方案，而是要尝试和孩子一起讨论可行的解决办法。
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选择和思考方法，但不要直接生硬地指导他们“做什么”和“别做什么”因为自己选择解决方法，更能调动孩子行动的主动性。
02
增强孩子的成就感
一直以来，外滩君都在强调，不要把学业成绩当作唯一的评价标准。在校园欺凌这个主题下，这个做法有着额外的意义，它关乎孩子内心的成就感。
在一个以成绩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环境中，孩子们其实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。
学业上的挫折会让他们内心产生屈辱和失望，为了消除这些负面感受，有些孩子就会选择欺负他人，在学习以外的地方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，找回在学业上丢失的平衡感。
因此，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长处，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就是一种解决方法。学业成绩重要，但这也只是孩子们在学校中的一部分而已。
有的孩子更擅长读写，也有孩子更擅长运动，还有的孩子在社交方面游刃有余，能够在领导他人的过程中找到意义，或者是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找到未来目标。这些都可能是他们成就感的来源。
英国教育心理学家米歇尔·波巴的自尊理论提出，人生在世都有一个使命，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十分重要。所以，学业成绩只是一时的，比起靠欺凌建立一时的地位，不如让孩子找到自己更长远的目标，快乐地度过长久的时光。
03
提高孩子的情商
在中，外滩君就专门探讨了情商教育。
在校园欺凌这个话题下，培养情商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它帮助孩子感知自己的情绪，理解他人的情绪，以及管理自己的情绪。
格雷厄姆举了一个例子：
可以看到，孩子的回答会影响同伴的回应，反之亦然。一个高情商的孩子不仅能够平和地讲出自己的需求，也能够体会到别人的感受，用友善的方式找到解决办法。
当然，不管是哪一种解决方法，都涉及到庞大的体系，也就是孩子所处的环境。
格雷厄姆写道，学校环境对于欺凌行为的反应方式，将会影响欺凌者通过欺负他人来解决社交困难的需求——要么加强，要么减弱，甚至消除。很多研究也表明，单纯地惩罚欺凌者，并不能消除他们欺负人的动机，甚至还会适得其反。
因此，学校也好，家庭也好，要想让孩子们远离欺凌，都需要为他们构建一个反欺凌的环境。
一方面，成年人需要以身作则。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，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。如果身边的成年人都习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，那我们很难期待孩子能够出淤泥而不染。
另一方面，让反欺凌成为校园文化。欺凌行为是个顽疾。孩子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地成为受害者的支持者、欺凌者的反对者，所以学校、老师、家长的全方位支持很重要。
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不是靠一次活动，一次宣讲就能完成的。老师、家长，甚至非教职人员都要成为孩子们坚强的后盾，告诉他们，学校不鼓励用暴力行为来解决问题，引导学生报告自己目击到的欺凌行为，用非暴力的手段来干预欺凌。
要减少校园欺凌的情况，非一人之力能企及。但是，通过格雷厄姆的研究，外滩君也看到，即便作为一个没有欺凌经历的人，也能为“天下无欺”这个目标做出微小的贡献。
比如培养孩子情商，提高他们的成就感，建立反欺凌的观念，都是在为改变社会环境助力。每一个人的力量汇聚起来，就会成为反欺凌环境的一股强大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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